笔者的研究团队过去两年对我国的电价水平及其形成中燃料、发电、输配端、税负等因素的贡献进行了全面的分解研究，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得出三个基本的结论：
(1)中国电价水平相对于其效率前沿，偏高。特别考虑到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成本及其低廉，占电源主体的煤电、水电等设备的单位千瓦成本只有欧美国家的1/2甚至更低，但是其电力终端税前价格并不低。通过电力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可以有效地降低电价，也是电力用户集中的诉求。这是电价形成机制方面的含义。
(2)中国的电价水平，相对主要发达国家，偏高。基于汇率转换价格的比较，可度量(并且只可以)可贸易部门面临国际均一产品价格的能源成本与竞争力问题。在这个方面，我国主要可贸易部门的电价水平已经比美国高出50%以上，比欧洲享受可再生能源附加豁免、增值税返还的大工业也高出不少。基于居民支出负担的角度，消费同样的电力，其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要高，这是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福利水平不断扩大的一个因素。从这个角度，中国的电价是贵的。
(3)中国电价水平相对于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比如能源与环境资源使用的长期稀缺性，偏低。不同于前二者属于实证研究的结论，这一条属于“规范”意义上的政策建议。未来需要额外的政策手段(通常是资源税或者消费税)抬高价格，抑制消费。并利用这部分政府收入，支持“好”的方面(比如居民收入、其他消费)的税收减免，取得多重的政策红利。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政策手段并没有欧洲那样强度的体现(税率还大大低于欧洲的水平)，而总体终端价格也就比欧洲低10%甚至比肩了。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改革，提高产业效率;把价格搞正确，消除大部分的价格扭曲。有些扭曲是额外的政策目标的需要，但是其理由必要要足够充分。
基于这种投入产出的效率现状，笔者倾向于认为，将总体电价水平的实质性下降作为电力改革成果的标准将是合适的。从操作上来讲，美国的电价水平，各种税负比例较低，市场发达流动性强，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一般国际上将美国的终端价格水平，作为其他国家能源价格存在补贴或者重税的参考基准。考虑到世界能源价格日益具有联动性，我国电力改革的成功标准，似乎可以设定为上网电价低于美国5%-10%左右，终端税前电价水平始终低于美国10-20%左右。基于投入要素的价格水平，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税后的电价水平，取决于税负与各种基金的大小，不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不宜作为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