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特高压与大停电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对话”节目此次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弄了个停电3分钟出来演示，似乎特高压就会造成我们大停电。这已经不是牵强附会，而是张冠李戴。停电的可能有很多，小区变压器爆炸家里漏电跳闸都有可能导致停电。特高压交流固然会对电网安全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但特高压与大停电并无因果关系，不能给公众以这样的感觉：哦，上了特高压，就会全国大停电。如果是这样的逻辑，现在我们有超高压，是不是就会上海或某个城市大停电？事实上，电网的安全体系里，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就是N-1原则，即电网任一线路或变电设备断开，不会影响全网供电可靠和造成设备危害。这一原则在任何电压等级任何地区都必须遵守，因为这是人类设计电网的基本前提。而历史上之所以有比较大的停电事故，恰恰都是因为巧合加不幸、例外加不足，从而越过了N-1可以控制的范畴而变成了N-2甚至N-3的情况，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但是这种因为提高电压等级而面临的安全风险，在我们1972年修建刘家峡330kV超高压、1982年平顶山-武昌500kV超高压线路的时候都曾遇到，在一个新的电压等级网修建完毕之前系统整体稳定的确会受到影响，但这恰恰说明我们应该在电网规划层面对整个特高压交流互联网做更加坚强的网架设计，从而达到保障供电可靠性的作用----所有人都必须承认，快速驾驶的汽车一旦闯红灯后果不堪设想，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准驾速度高的道路上汽车闯红灯的概率就一定高于准驾速度慢的道路，相反，我们更应该在道路设计、信号管理和事故防备上做更多更深的研究和设计----而这，毋庸置疑是全世界电力工业工作者共同的梦想和付出。
五特高压在新能源发展战略背景下不能再依靠历史经验作为判据
不少人尤其是一些老专家在分析特高压的时候，会拿过往历史经验举证，说明特高压曾经有建设过后又放弃，因此中国不必重蹈覆辙。作为年轻一代的国际化电力工作者，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样的观点是因循守旧无法与时俱进的。中国电力建设前几轮的发展，带有很强的后发性和学习性，因此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从业人员已经习惯了研究-复制-突破的思维定式，不敢面对更开放的电力格局。国网现在已经是一个年最高负荷已达700多GW的大电网，已经不是2000年左右那个只有100多GW的弱小电网，今后各大区域之间的电力流动与往时不可同日而语，动辄将以数十GW计，这岂是自然功率仅有1GW左右的500kV线路所能承受。更何况，过去的中国电网，是紧缺型电网，人们担心的是电网缺口不够使用，但今后随着新能源的大力发展，电网形态呈现的必须是过剩态，即系统必须要有足够能力把火电等传统能源发电出力压得低低的作为备用，而把大部分发电空间让给随时可能变动的风力和光伏，因此电网必须坚强且智能的应付这些不断东来西去的“临时性”能源，而这就需要特高压电网的大输送能力和充分的冗余裕度。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积极设想新的电网格局和构建思路，而不能再已过往的历史经验来作为判据。
六特高压在外国没有发展与中国不能发展特高压并无相关性
人们在质疑中国的特高压战略时，一个确实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确实在其他国家尚无成功的特高压发展样例。但如果仅以国外没有而在中国也不可行，则必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中国的能源分布和整体状况与其他国家存在太多的不同。事实上，以德国为例，8000多万人口，东西南北拓展不过近千公里，因为要满足弃除核电发展新能源的需要，在德国政府制定的至2022年德国电网发展规划里，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大力修建跨区电力输送走廊：超过2000公里的4条直流输电走廊，加上近3000公里的交流新修和扩建线路，将负责把北部区域的近3200万千瓦绿色电力运送到南部的负荷中心。可我们不能在假装忽视德国对电网建设的需求情况下以此作为德国不搞特高压的论据：这是一个只有80GW最高负荷，南北距离有限，电网征地困难的中等国家。同样，我们也不能简单推断资源与工业配置与中国迥乎不同的俄罗斯为什么不搞特高压，拥有数千家电力公司各州分治的美国为什么不搞特高压。如果不加分析地仅以外国有否特高压来推断中国是否应该搞是不严谨的：假设的国情是借口，但真实的国情则是决定一个项目是否上马的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