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么，实现“十三五”规划能源目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林伯强：是能源结构调整，即在“十三五”的末期，清洁能源要占能源消耗中的15%。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根据这个指标，必须生产出那么多的清洁能源来—并且市场终端能够将它用掉。
传统能源在中国很明显供给过剩，在这一前提下你要生产出15%的清洁能源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清洁能源受限制—像核电受到六年工期的限制，今天批建的核电站要在2021年才建好，就不能算入。水电可能稍微快一点，但受到潜能的限制—必须要有合适的水资源，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建。
工期比较短的而且可大量建设的，就是太阳能与风电。这也是近年风电发展快的原因—满足发展清洁能源需求，短期来说比较快就是这两类。发展清洁能源只能靠这两类。
能源体制改革是改革核心
记者：“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到了“能源革命”，为何在这个节点上提出?
林伯强：我觉得在这个节点上提出，其实跟能源环境发生变化有直接的关系。能源环境发生变化，就需要产生革命性的东西，来支持支撑接下来的发展。
比如，今后如果储能技术在2020年或2025年的哪一天一旦成功被突破，并且质量、稳定性都非常高。那么仅厦门市就可划分成60个区域，每一个小区域形成一个微网，铺设太阳能板和储能设施—上面铺太阳能板，下面储能。小区，这个城市就可以单独给自身供电。加上电动汽车替代石油，人类的能源供需将有革命性的改变。，甚至不再需要电站。这样革命性的情景在电动汽车行业等很多方面都将可以看到。
记者：你曾提到，四项能源革命，分别是能源生产、能源消费、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那么它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要有能源体制的改革，来带动其他?
林伯强：能源体制的改革是核心。能源生产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其实一直在进行，从未间断过—不论提不提，它都在不停发生。但唯独体制革命是需要特定的环境和机会，唯独能源体制革命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它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发生，不像其他三项革命那么连贯性—特别是技术方面，即使讲“革命”，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能源生产、技术与消费，都不可能在某一天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打破体制就可以，比如电动汽车政策发生变化，整个行业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必须把体制革命改好了，才能拉动、促进其他几个方面的革命。
同时，“绿色发展”其实是政府的行为。大家都懂支持清洁发展的道理，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必定选择最便宜的能源，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外部性。市场解决不了，就只能政府来解决，必须政府主导—通过投入大量资金，而不仅仅是进行政策引导。
记者：能源体制改革进行到哪一步了?
林伯强：比如，电力体制改革很可能就在“十三五”跨出一大步—把销售端放开，价格方面先把煤电联动做好。虽然政府可能还不会把电价定价全部放开，但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20%、30%的范围放开，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煤电联动机制下个月或许就有可能调整。其实上半年也做了，下个月应该就有可能有个调价的过程。电力改革明年应该就全面铺开了—“十三五”期间花四五年功夫，配合体制改革，在一个范围放开，完全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