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我国，之前有东北、华东电力改革试点及其停止的解读，现有碳交易市场建设的摸索，其中能源建设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有些至今仍在寻找解决方案，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员的参与与贡献。
改革必须降低电价。理论上，促进竞争的改革可以做到电力价格的明显下降，取得改革的红利，这也为智利、英国等国的改革所证明。但是操作不好，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象，比如俄罗斯。这是对改革顺序的非常高的要求。
要评估改革的影响，有必要假设如果没有改革，电力系统与行业会如何发展，电价将如何变化。但是如此的“反事实(er-factual)”的基准线在现实中是观测不到的。判断改革引发的电价变化，首先需要把那些非改革因素的变化，比如燃料价格、补贴变化、电价结构变化固定住。将现实中电价的涨跌全部归于“改革”单一因素，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
如果现有的体系完全不动(如同一些学者建议的那样)，那么增加售电主体必然意味着增加交易成本，价格不动(不涨)是很难的。如果行政硬要限价，那反而跟改革的目的背道而驰，又退回到了改革之前的状态。
电力改革，如果操作过程中，由于改革的确造成了“电价”的上涨，那笔者悲观地认为，改革注定要失败。因为“改革就是涨价”的刻舟求剑、缺乏逻辑的说法在民众意识中根深蒂固，也为反改革者提供了口实。所以，改革要有吸引力，必须不能引发电价的上涨。
改革需要足够的政治意愿。我国的电力改革，起点不低，未来的改革还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很高的能力，还不能引发电价的上涨。这颇有点“费力不讨好”的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特别是电力行业从业者当中，“保证安全，不出事”是基本的电力运行目标，笔者对此非常赞同。
但是将“保证安全”作为电力改革的目标，甚至将“改革”与安全对立起来，貌似政治正确，实则缺乏有效信息含量与必要论证。的确，电力改革如果造成了安全问题，那是得不偿失的，但是这只是个约束。电力改革也并不会必然损害安全。将保证安全定位为目标，那的确不需要什么改革了，甚至还可以退回到计划大一统时期(拉闸限电基本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基于购买力评价基础)的我国，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但是无疑，现实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改革力度不够、改革衍生与配套措施不足、利益集团误导、能力不足等)会给决策者巨大的压力。阿根廷、东欧部分国家的电力改革暴露出很多电力供应可靠性问题，俄罗斯目前已经基本退回到改革之前的状态，美国的部分州也走了回头路(事实判断，不涉及“好”还是“坏”的价值判断)。
上述提及的乔斯科教授在提示改革的挑战之后接着说，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构建电力趸售、零售市场以及电力放松管制、重组改革的建议是错误的。只有经过改革，一些重要的效率、监管、运行的问题才能得以透明化，以便政府监管者与民众更好的理解，并寻找相应的对策与解决方案(理论上都已经存在)。根本的问题是，政府能否在互斥性的方案中做出合理选择，并有抵制利益集团压力的足够的政治意愿，实施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