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讯:随着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正在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起到全方位的推动作用。在智慧城市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合力推动下，国家和区域支持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先后制定并陆续出台实施，初步呈现出结构化、框架式形态，有力地推动着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刚刚起步，政策措施远未完备。虽然地方实践创新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标准化、系统化等方面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突破，智慧城市建设对市民的受益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影响的能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政策形成的时间节点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智慧城市的初创性和复杂性，我国政府的政策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框架和理路已清晰呈现，即从理性层面切入，以问题为导向，梳理宏观性政策；接着向中观层面过渡，分析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突出部门管理的方法性政策；再到微观层面政策实施，地方政府、城市管理职责权力的过程性政策研究。
党的十七大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顺应时代潮流，制定了一系列与智慧城市相关的信息化战略和制度，为智慧城市建设指明方向、扫除障碍。2010年前后是国家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高度对信息化建设进行新一轮布局的时期，战略规划中对信息化与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融合、信息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包括智慧城市在内的各个领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3年至2014年是国家层面初步形成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时期，直接催生了信息技术在城市中资源配置的优化和集成的管理模式，智慧城市战略性政策正式形成。智慧城市的实践热度迅速上升，很多地方的智慧城市应运而生。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这是我国第一次将智慧城市纳入最高级别的战略规划，“智慧城市”建设正式成为国家行为。这个文件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全面诠释了政府对信息化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最新理解，全面指出了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方向，全面描绘了整合跨界信息技术应用对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未来愿景。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将“互联网+”行动与发展“智慧城市”联合实施的思路，创新城市生态，完善城市的管理和运行功能，实现更好的公共服务，让人们的生活更优质、出行更便捷、环境更宜居。顶层设计和战略构想等一系列政策的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以智慧城市推进国家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正在形成合力，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和实践方向已经基本明确，将对各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带来巨大政策红利和实践创新良好契机。
政策执行中的层次建构
执行层面要有效地实施宏观政策，需要有部门政策的具体规范，需要政府、专业机构、企业、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需要通过国家试点、部门规范、专业评估和社群活动的层次化结构展开。
从2011年开始，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组织地方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2012年2月，住建部宣布北京市东城区等193个城市及区镇为创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单位，制定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科技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确定了大连等20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示范工作。国家发改委从“信息惠民”角度确定深圳等80个城市为国家试点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