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愈发突显出火电环保电价补贴的尴尬，每次雾霾的出现，拿着巨额环保补贴的火电都难辞其咎。为什么一个获得国家政策支持，“享受”了众多电价补贴的行业，在历经整个“十二五”期间的改造之后，还存在一堆的问题呢?
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是反对超低排放的代表性人物。其近期在接受《棱镜》采访时表示，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空间并不大，然而成本却是巨大的。其预计，如果全面推广超低排放，将需要超过1000亿元的改造成本。
相反，如果按照超低排放标准，全国燃煤电厂三项污染物排放量仅能削减132万吨左右，其中烟尘量可下降10万吨左右。
改造成本超过1000亿元，减排效果仅为132万吨三项污染物，其“性价比”是否过低了?毕竟，相对于全国数千万吨计的大气污染物来说，所占比重很小。由此可以判断出，超低排放补贴及改造对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是相对较小的。
那么已经实行了超低排放的燃煤机组运行的怎样？
近期，绿色和平一项调研发现，12家宣称达到“超低排放”燃煤电厂全部存在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违规，11家存在烟尘排放违规(其余1家数据缺失)。而12家电厂中有11家均属于对整个行业有示范作用的五大电力或神华集团。
央企已然如此违规，地方电力企业又能好到哪去?由此又引出电厂排放数据造假和其中的猫腻问题。
2、巨额补贴是否用在了“刀刃”上？
发电企业骗取补贴的手段很多，包括数据造假、偷排、漏排等，甚至电企与第三方监测企业“串通”造假的现象也不罕见。
出台一个政策容易，执行的到不到位，监管的严不严格，那都是后话，要不政绩工程怎么会屡屡遭受诟病呢?
记者采访部分行业人士发现，过去几年，国家提出的环保要求确实对部分火电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重压之下，一般有三种选择：一是踏踏实实做投入改造升级，结果是确实会增加成本;二是不堪重负选择倒闭;三则是在节能减排的执行过程中做手脚(造假)。
一位发电企业高管告诉记者：这些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以及比过往严厉的处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火电厂环保设施运行状况及排放数据的造假。但由于监管漏洞及利益驱动，“数据腐败”依然存在。“治理数字腐败并不难，关键是如何杜绝‘数字出效益，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干部”的瘴气弥漫，让数据造假者受到惩罚”，上述高管告诉华夏能源网记者。
关于数据“掺水”及违规的行为，可佐证的事例很多。去年7月，发改委官网披露，部脱硫设施未能与发电机组同步投运，享受脱硫电价补贴但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等问题，十家燃煤发电企业因未按规定脱硫被罚5.19亿。
由此观之，国家针对火电“去污”指定的环保电价制度，不仅没有成为一些发电企业积极减排的动力，反而成了其获得不法利益的温床，打着达标排放之名骗取政府补贴。简言之，利益驱使为大，责任驱使可忽略不计。记者梳理发现，发电企业骗取补贴的手段很多，包括数据造假、偷排、漏排等，甚至电企与第三方监测企业“串通”造假的现象也不罕见。
截止到2014年底，90%以上的煤电机组安装了脱硫设备，脱硝设备的安装率则超80%。但即便如此，雾霾依旧越来越严重，火电的排放污染也依旧遭受攻击。搁着环保设备不运行，可以再进一步质疑，此前上马的这些设备是否也存在问题?
早在2012年《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公布之初，国内迅速成立了数百家脱硫脱硝公司。因各公司的起步时间、基础皆不相同，施工水平良莠不齐。而脱硝市场在2013年才开始大规模爆发，距离标准最后执行期限2014年7月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公开资料显示，此时还有72%的火电机组需要安装脱硝设备。由此，抢赶工期的情况大量出现，原本需要8个月左右工程，很多企业4-5个月就完工了，仓促上马。
此外，火电厂烟气脱硫技术最早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技术，国内一些企业对脱硫工艺和布置进行了不恰当的简化，影响了减排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