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德国可再生能源的机会大概分为三大主要部分，一是分布式生产，比如在居民自家的屋顶和院落；二是大量的海上风电作为集中式电站在海上做，这需要大公司的参与；三是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智能电网，因为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用户的需求也是不稳定的，如何调配需求和供给？这时候就要建立庞大的保障系统，这就是新产生的业务领域——能源系统&能源服务领域。
4、记者:无论是对电网还是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投资，可能都意味着未来的电价会进一步提升。德国是如何应对电价问题的？
科勒：考虑到价格就涉及成本。但当我们考虑成本的时候，不能只考虑能源的成本，或是电力的成本，更要看环境成本。虽然现在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成本上还不能与化石能源竞争，但如果综合考虑环境成本和气候成本，比如，我们现在有针对化石能源造成的损害收一定的罚款，这时你就会发现可再生能源是比化石能源经济的。所以我们采取的政策是收那些化石能源的钱来补贴可再生能源。现在中国做得非常好，中国在全国范围做碳排放交易试点。这样的话就把化石能源造成的环境和气候的成本补充到成本里，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5、记者：有人质疑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过高。您曾经对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过高提出质疑，当时德国政府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没有采纳，但2000年之后又开始削减这个补贴。您认为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有什么参考依据？
科勒：当时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风光电发展都很快，但相应的电网建设没有跟上。虽然都说要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但大家没有想到从化石能源转型到可再生能源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德国规定光伏是无条件固定电价优先上网，而且这项政策在未来20年内都有效。但我的观点很明确，就是取消可再生能源的固定电价优先上网，用招标形式来取代。对我们来说，目标是用最低的成本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我们的目标。
比如让我制定政策，我就会把2016年可再生能源减少二氧化碳设定成定量任务，作为标书卖出去。接下来，不管是风能、光伏还是生物质的（企业），都会愿意参与竞争。这样哪个招标人价最低谁先得，一方面把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另外一方面把价格也降低了。这样的话大家就拼命开发新技术提高技术水平，因为参与竞标不知道竞争对手水平怎么样，于是乎就拼命争夺这个，这样子大家就把竞标成本减下来了。刺激了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我认为这是最好的。
再比如，我现在在和戴姆勒公司合作，将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存到电动汽车，这个项目不需要国家补助，也无需优先上网的原则就可以自己消纳。德国能源转型从2000年到2015年，采用固定电价补助政策的确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现在到了新的时间节点，我们应该抛弃这个政策，采用更市场化的形式，让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自己来解决消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