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讯:在人与人之间缺乏普遍信任的当下,智慧城市建设可能放大原本存在的各种社会风险。
在不久的将来,城市有望越来越聪明。查阅手机上的一款APP就能足不出户享受交通、旅游等实时便民信息,家居可以将安防、灯光、采暖、煤气阀一并控制,“智慧城市”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但智慧城市建设对社会环境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在笔者看来,建设智慧城市,我们恐怕尚未准备好。
第一,从根本上来说,人决定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成败。当前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市民、建设者、管理者等多方面都难以满足完全智慧城市建设的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面临相应的社会风险。
例如,建设智慧城市,需针对城市空间内的人和物设计严格的规则体系和社会秩序,并将所有人的行为限定在规则范围之内,任何超越规则的行为将可能带来秩序的混乱,这对于市民的文化基础、技术能力、行为规范意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如,智慧城市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非常急切,但是目前国内缺少高素质、全面了解智慧城市建设、运行和管理各环节以及产业链各方面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人才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将直接影响智慧城市的系统性建设。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扮演决策者角色,但是,管理者将面临着诸多的障碍和不确定性,从而很难避免决策出现偏差。
首先,管理者对智慧城市核心理念的理解偏差影响智慧城市建设效率,城市管理者主要基于智慧城市对当前城市发展困境的积极效应(如治理城市突出问题、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等)来进行决策,而较少考虑智慧城市的核心价值和逻辑基础。其次,城市管理者经验的不足也将影响智慧城市建设,不少城市规划者在制定智慧城市发展规划时主要是借鉴其他城市暂时领先的建设经验,这就可能造成不同城市之间不同程度的相互模仿,导致智慧城市建设的趋同性。再者,决策支持体系不健全提高了管理者决策的难度与风险,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决策支持资源非常有限,决策支持效果不足,使得城市管理者在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二,智慧城市鲜明的技术特征要求实行一种突进式的社会制度创新,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制度体系,以维持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的正常秩序,在此过程中,容易产生制度风险。
例如,智慧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社会协同治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首先,我国城市协同政务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组织体制问题,条块化的行政体制严重制约协同政务的推广。其次,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很难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智慧城市的社会价值将会被明显削弱。再次,政府部门与虚拟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还处于尝试性阶段,协同治理的方式和内容也很有限,并且往往是单一方向的,例如政府可以要求虚拟社区组织取消某些社区成员的发言权利从而遏制谣言的传播,但虚拟社区组织很少要求政府部门协助处理社区成员不合规则的虚拟行为。
再如,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其构建明显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快速更新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所引起的社会快速变革,因此,以隐私权为代表的信息应用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云计算运用所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因知识产权所引发的利益冲突也将影响社会整体秩序的构建。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包括大量隐性的非制度性风险因素,例如习俗、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信任等,有时候这些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要比制度性因素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由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的智慧城市建设覆盖了管理、组织、技术、政策、社区、经济、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等诸多内容,将快速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公共空间、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与信息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相比,非制度因素往往具有更强的路径依赖性和历史延续性,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和滞后性,在短时间内要求社会普遍理解智慧城市的核心理念并传递其价值显得十分困难,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风险。
首先,技术伦理风险。智慧城市建设所依赖的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形成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但它们的基本理念的确冲击了传统的伦理秩序,也将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新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技术发展挑战人的主体性地位,在物联网世界,人与物都被同等地感知并无区别地还原为一串用数字表示的变量,人与物的界限将更加模糊,在被监视的现实中,人的不信任感会增强,个人的选择会减弱,个性将感受到压抑,因此,技术发展对人主体性的威胁将直接影响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将影响他们对智慧城市的接受度。另一方面,人们对“失去隐私”的担忧,个人信息可能被随意地感知,并且还可能转移到其他存储介质(例如云存储),人们对“失去隐私”的担忧将可能使个人反对物联网系统的泛在布控和不接受个人信息在“云”中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