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看宋林打理华润的业绩单。他于2004年出任总裁，其时华润的总资产为1012亿元、经营利润为45亿元，到十年后的2013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11337亿元和563亿元，增长幅度均超过十倍。举目全球商业界，能够获得如此业绩者亦可谓彪悍，况且，宋林正当盛年，以五十岁的年纪，管理万亿人民币资产和十一家上市公司，在当今全球职业经理人中应该也排不出十位。
今天的宋林已身陷囹圄，他的罪名尚未公布，但估计会非常的不堪，而他的余生将在监狱和不齿中度过，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悲剧？
宋林的社会身份很多重，他是“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他的职责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同时他又是一位中组部直管的“党管干部”，在行政上则享受副部长级待遇，这都是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名词，“商人+党员+官员”的“三位一体”，让宋林的身份变得非常的模糊，在转型未尚完成的中国，“三位一体”的身份让宋林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但同时也令他陷入了另外的一些困境。
比如，他的商业才能并不能得到客观的评价，很多人认为，国企经营者的成功俱得益于政府庇护，“在所有的球员中，他的父亲是教练，他的哥哥是裁判”，近年来，随着国家资本集团的畸形壮大，民营企业家与国企经理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彼此互不服气。再比如，国有企业所实现的业务增长并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必要的，国企获得的成功越大，对民营企业的压抑就越大。又比如，国企经理人的收入与他的商业成功几乎没有对价关系，宋林没有一分钱的股份，也不享受分红激励，更谈不上“金色降落伞”，甚至他的职务能否保住，都需要某些灰色的权贵保护-----从宋林案披露的一些信息可见，他之堕落正与此有关。
自本轮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营者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商业精英群体，其命运跌荡的丰富性是颇值得深研的课题。在我的研究视野中，三十多年涌现出的一些旗帜性人物，其日后际遇非常的两极化，有些人先盛后衰，最后甚至身败名裂，如第一批放权让利试点企业首都钢铁的周冠五、红塔烟草的褚时健、三九医药的赵新先等，也有一些人商而优则仕，如东风汽车(3.03,-0.01,-0.33%)的陈清泰和苗圩、中海油的卫留成等，而能够在经理人岗位上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善始善终者，确乎寥若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