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们对规划和审批的环节提出质疑，主要控诉集中在修改规划选址和环评两个环节没有充分征集周边居民意见。经过图测，变电站距离珠江景最近的楼房约100米，距离小区内的海珠第二实验小学不足300米，距离另一个小区琶洲村居民安置区不足百米，因此业主认为，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和村民是110kv变电站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环保局在编制环评报告时应当征求意见。但在与相关部门沟通时业主们了解到，该变电站的环评报告仅收集了数十份调查意见，可以代表珠江帝景小区、琶洲安置房一共数万居民的意见吗?业主们还提出，规划的更改、环评报告的公告仅在政府官方网站上挂出，规划局、环保局等各部门没有主动向利益相关的居民公示，是“懒政”的表现。
上述种种的调查线索，以及信息公示的不均等，都加重了居民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对变电站的恐惧发酵。
“邻避效应“难题待解
广州供电局计划部主任助理吴靖也发现，“冲突是因为老百姓在买房后才获悉变电站修建信息，感觉受骗上当，从而与开发商、供电局发生矛盾。”
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广州市规划建设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98座，但因实际投产变电站仅为69座，电网规划实现率仅70%，也就是有3成变电站“难产”。
这也是城市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病”之一。正如珠江帝景苑，最早入住的居民在此生活已超过13年，而随着广州市举办亚运会以及城市中轴线南段的大力发展，广州塔、赤岗塔公园、TIT创意园、亚运开幕式场馆、一江两岸景观整治、琶醍啤酒文化创意园、磨碟沙公园等等一系列项目的建成，当年一片荒芜的片区变成广州发展最快的板块之一，如今小区居民7000多户，常住人口3-4万。这也就导致用电缺口，需要新建的变电站方能补缺。
而要缓解一个区域的供电紧缺难题，就需要一部分的业主作出妥协。如果没有恰当的公开和谈判机制，光靠政府单方面的宣传和推进，邻避效应很难解决。
变电站是一个导火索，引爆的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安全感。
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规划先行”的重要性。2010年2月《广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办法》出台，在国内首次将变电站作为房地产配套项目进行建设，明确项目配套电力设施必须与开发项目主体同步规划、同步报建，建成后移交供电企业使用。
吴靖说，该办法实施后，该局下辖有多个小区变电站顺利建成，居民区变电站建设所带来的许多“邻避问题”顺利化解。如今，广州已成为全国首个拥有300座110kv及以上变电站的省会城市，其中有超过200座是最近这10年才建成投用的。
此外，广州供电局会同广州市规划局编制六种220千伏和110千伏变电站的标准设计，明确规定涉及的用地大小和建筑长、宽、高等指标，将其模块化，并纳入到《广州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中，市民一目了然。
但这一办法仅对新建小区有效。对于珠江帝景苑这样已有小区再建变电站的案例，依然需要探索解决之道。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艳玲教授从2006年开始便持续关注邻避现象，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构建相对平等的谈判以及利益补偿和平衡的制度，虽然不是解决邻避冲突的灵丹妙药，但是可以促成动态协商的达成，并可能提出创新方案促进邻避冲突的解决。她指出，随着广州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速，类似的邻避事件会越来越多，同时居民对于环境权的认识也开始更加清醒，如果再采用老模式去解决邻避问题，只会花费更高的成本。
而华南理工大学环境学院的党志教授也曾建议政府学习台湾的做法，在公共生态补偿方面多下功夫。在台湾，《环境影响评估(评价)法》是邻避运动得以部分解决的主要保证，其中包括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程序，厂商若不做相关公开，则属于违法，该项建设就不能进行。
此外，最终能补偿和收买怒气冲冲的抗议民众的，是邻避设施建设方的“环保回馈”。建设方通常会将令人讨厌的邻避设施变得不讨厌，例如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民众免费(或打折)使用。此外，还有减免电费、减免土地相关税赋、给予奖学金等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