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规划信息化与城市空间数据模型的建立与应用研究
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规划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设计、规划管理、规划监管、规划参与、业务联动的信息化，但仍存在对信息技术的作用认识不足、信息化标准的制定滞后、信息资源难以共享等问题。这与当前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与此同时，城市规划过程中涉及可观的数据资源，相关专项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实现城市规划信息化，有助于将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方法引入到城市规划当中，在实现基础数据共享化、规划信息标准化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城市空间数据模型，而逐步形成智慧的城市规划模型。国内正在研究在规划系统中将CAD、GIS和MIS集成的数据接口，并得到应用。城市空间数据模型是基于GIS的城市虚拟体，它能够对未来城市空间增长趋势和特征进行情景预测,对城市/交通规划方案、土地和房地产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和协调性进行模拟和评估,可有效提高城市规划与管理政策的科学性。我国目前主要是基于案例城市的研究及发展趋势的总结，来探讨城市空间增长的趋势，认为我国城市空间模型分为四类,分别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城市空间增长影响因素静态模型、基于空间发展理论和GIS空间分析的准动态城市空间增长模型、基于系统动力学微分方程(组)的城市空间增长动态模型、以及基于微观主体作用演变机制的城市空间增长模拟模型。国外已经开发出构建城市空间数据模型的工具(UrbanSim, Tranus, Cubeland等)。伴随我国城市数量和体量的发展，城市规划的信息化成为迫切的需要，从自下而上的顶层设计角度考虑，需要对城市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有动态的仿真模拟与问题警示，因此，从规划的信息化到城市空间数据模型的构建，是城市规划研究与实务推进的战略要点。
1.4加快城市规划生态底图的编制与生态城市专项规划方法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其中指出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城市规划实务展开之初，应考虑将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文明的要素作为城市规划的底图尽快构建起来。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将包括生态环境作为先导性工作在城市规划中予以规范，将生态作为约束条件，来引导城市空间的优化，避免在城市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规模化规划建设，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冲击。与此同时，从主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可通过规划来阐述城市的生态内涵。我国生态规划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起源于土地资源生态化利用的地理学、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生态学以及这两大理论的结合，为提高该领域研究成果在城市空间规划中的应用，应将生态规划系统性地引导到城市生态专项规划中，将生态指标纳入空间规划设计管理中。与此同时，生态规划应当从纯粹的生态学或生境保护延展为城市性生境的规划，从系统性的角度，至少解决城市的综合承载力预测(人口、资源环境、能源等)，为城市适度发展提供依据;从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水资源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处置利用、低碳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和城市智慧管理等方面展开，建立成熟完备的生态规划方略，突破仅从生态约束的角度来实施生态规划，使得该专项规划与城市的规划建设相适应，并起到积极作用。
1.5综合性和公众参与性为内涵的城市规划方法学开发与实施
由于城市规划具有城市规划的“复杂性”、“社会性”与“非科学性”的特征，因此，城市规划从以物质空间属性规划向区域属性、社会属性、生态环境属性和人文属性等聚合突破现有的总体规划格局，实现更加全面、综合的规划。开展综合性的空间规划是未来我国城市规划体制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实践已经开始重点关注社会经济、人文发展、区域协调、环境生态等问题，而且这个关注将会持续下去，最终带来的是整个城市规划的体制改革，即从专业性的物质空间规划转向集物质、政策、社会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空间规划。集成理论与实务规划案例研究也需要从分散向综合丰富完善。与此同时，研究城市经济转型中城市规划的响应路径。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已进入快速推进阶段，经济全球化要求未来的城镇必须具有国际性的竞争力，仅有中低端劳动技能的进城农民、通过高等教育进入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等将成为未来城镇空间规划关注的焦点。城市居民阶层的分化、社会问题的空间解构等，不仅必须得到规划设计人员有效的认识和对待，同时也需要提升规划的公众参与水平。国外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国去借鉴，公众参与是民主整治的体现与表达，应改善以被动参与为主的局面，使得规划作为政府核心的公共政策得到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同时对政府的权利进行有效的约束。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权对于我们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社会矛盾、培养公众的公民意识(包括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等内容)进而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社会意义。因此，开发综合性的城市规划方法学与建立有效公众参与机制的城市规划制度的研究是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核心，是城市规划成为公众权益代表和市民政府的最有效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