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新型煤化工、燃煤热电厂等结构性需求来弥补经济终端以传统利用方式消耗煤炭的巨大减量，则煤路港产业链将面临群体性资产负债表崩溃局面。“十三五”末期以后的几年，如果煤炭行业和燃煤发电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降至70%左右，则运煤铁路和煤炭中转港口等煤炭物流业的产能利用率也将大幅走低。由于煤炭、运煤铁路和煤炭中转港口的生产成本中固定成本占比较高、变动成本所占比例较低，其产能过剩及产能利用率下降的必然后果是价格低迷、平均成本相对上升及资产负债表恶化，极可能出现资产负债表群体性崩溃局面。这些行业前些年搞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资控股银行的贷款，其资产负债表崩溃意味着银行体系出现债务危机，危及中国金融体系安全。
三、如果非化石能源收益率未能大幅提升，则发展新型煤化工和近零排污燃煤技术可产生巨大的宏观性、战略性效益
如果非化石能源收益率未能大幅提升，则新型煤化工相对于油气化工存在比价优势。新型煤化工的生产成本以折旧、财务费用等固定成本为主，煤炭采购成本占比较低，在现有建设成本条件下，对应煤制油和煤制烯烃盈亏平衡点的石油价格分别是60美元/桶和40美元/桶左右。近期部分新型煤化工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甚或出现亏损，主要原因是国家征收了巨额消费税，扣除税费因素影响，多数煤化工项目仍有可观盈利。从长远发展来看，一方面，新型煤化工产业终将实现规模化，单位产能的建设成本还将大幅下降;同时，煤炭价格低廉也将成为常态，在沿长江经济带、环渤海地区、黑龙江省等水资源富集地区的煤炭消费价格可控制在0.07元/大卡以下;另一方面，未来几年，如果非化石发电及其配套储能技术未有重大突破，未能在全球市场上大幅挤占石油的市场份额，则随着石油去产能进程加快，“十三五”期间石油价格重回80美元/桶是大概率事件，相对于80美元/桶的石油价格，新型煤化工产品仍有比价优势。
如果非化石能源收益率未能大幅提升，以新型煤化工替代油气进口能够产生巨大效益。发展新型煤化工，替代部分油气进口，国民经济将产生以下三项边际成本减量或边际收入增量、亦即边际利润：一是煤炭资源损失的减量，多数计为国有资产损失额的减量。二是煤矿产能利用率提高所可降低的平均生产成本，该部分成本减量或体现为国家对煤炭行业补贴的减量，或是下游用煤行业边际利润的增量。三是增加国际油气市场供给所能压低的国际油气价格，其与中国油气进口量的乘积计为中国节约的能源采购成本，再加上替代量与进口价格的乘积，合计为中国对外支付外汇的减量。四是中国国民收入将因煤炭及新型煤化工产量增加而增加，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该部分收入将按凯恩斯乘数放大数倍。除了上述四项直接的经济收益外，另外还有以下四项战略性收益：一是降低中国能源的综合成本及综合售价，增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二是提高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保障程度，相应减轻国防负担。三是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结构，维持国际贸易良性平衡，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四是增强中国能源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话语权，有利于建立维护新兴经济体利益的、更加合理的国际能源新秩序。
新型煤化工与石油化工完全可以和谐共存、相辅相成，绝非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与其它相关行业也将融合发展。新型煤化工可与石油化工行业进行原料互补、产品优化调合和公用系统共享，延长石油公司的油煤共炼技术已于2015年1月打通全流程，生产出合格产品，煤化工还可与焦化耦合，可与化纤、盐湖资源开发等相融合，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化学基础原料产业。
发展近零排污的燃煤技术，可产生类似于新型煤化工的结构性经济收益。近零排污的燃煤工艺包括近零排污的热电厂、新型高效环保燃煤工业锅炉或窑炉等，以近零排污的燃煤工艺替代经济终端利用煤炭的传统方式，可直接带来以下效益：煤炭资源损失的减量，提高煤炭行业和燃煤发电行业产能利用率所带来的能源成本下降，替代的高价油气进口量等。
四、一边是雾霾、一边是泥沼，走雾霾稀薄的那一带可以避过泥沼
减少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损害是当务之急，但不能不计代价，过高的能源价格会引致中国经济陷入滞胀泥沼甚或暴发金融危机。煤炭及其它化石能源的传统利用方式确实产生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损害，减少能源利用所致的污染物排放量已是当务之急。为此，有两种主流观点：一是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二是增加天然气消费;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划，这两种能源都将较快增长。由于主流观点未能充分认知中国建设规模由扩张期到高稳期、收缩期的转变对能源需求所产生的“低凹负偏异”效应，目前拟定的能源总量已经产生偏大误差，并将导致能源产能利用率低下。以偏大的能源总量为依据，为使“非化石能源占比不低于15%”，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的规划目标也相应存在偏大误差;在雾霾的反复警示下，具有“能源洁癖倾向”的话语音量日渐放大并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喝彩，市场主体对非化石能源的投资热情高涨，建设规模大有明显超出拟定规划的势头，并投入巨资大规模建设与之配套的特高压电网。在重资产、长周期产业的生产成本构成中，固定成本占比极高，平均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能利用率，如果扣除财政补贴后的非化石能源收益率持续低于合理水平，非化石发电超常发展不仅是非化石能源本身的成本价格居高不下，还将导致燃煤发电及煤炭产能利用率低下，推高中国能源的平均成本和价格。另外，中国新增天然气主要来自进口，价格昂贵，但相关机构以减少污染物排放为由仍在义无反顾地增加天然气进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正如在《中国能源在建设规模高稳期和收缩期的战略主线》所述，中国经济转型及整个经济体资产负债表的安全和良性扩张，需要能源价格保持相对低廉，过高的能源价格会引致中国经济陷入滞胀泥沼甚或暴发金融危机。为了减少污染物排放而引发中国煤电路港产业链群体性资产负债表崩溃，或者引致中国经济陷入滞胀泥沼，对这种不计成本的减排降污应予慎重考量。
在煤炭总需求基本平稳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新型煤化工和近零排污的燃煤技术，并不背离“将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危害降至环境阈值内”的战略主线。一，发展新型煤化工只是弥补经济终端以传统利用方式消耗煤炭的巨大减量，减轻经济结构变革对中国能源产业的过度冲击，不会导致煤炭总需求增加，而且能够相应压减油气需求，可以断定，发展新型煤化工不会导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增长，不会违背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在2030年之前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峰值”承诺。二，现阶段正值新型煤化工技术暴发式发展期，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三污”控制及治理技术取得长足进展，在严格的环保监管之下，新型煤化工完全能够达到近零排污状态。三，在国家施行一系列强制减污政策及严格监管之下，通过全面推广近零排污的高效环保燃煤技术，强行淘汰高污低效窑炉和锅炉，可使单位燃煤的污染物排放量下降70%～90%，在煤炭消费总量基本平稳情况下，煤炭消费所致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50%～70%。四，未来若干年在沿长江经济带、环渤海地区、安徽省、黑龙江省等水资源富集地区的煤炭消费价格可控制在0.07元/大卡以下，如果石油价格重回80美元/桶，则新型煤化工产品仍有显著的比价优势，这意味着新型煤化工园区也可布局在水资源可承受的消费地，突破煤炭产地水资源瓶颈，不会越过合理配置水资源的环保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