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风险一：社会普遍服务缺失、居民生活用电成本上涨。长期以来为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准，我国一直对居民用电采取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低电价政策，并且通过交叉补贴政策使工业为居民、城市为农村和偏远地区用电提供电价保护。但售电侧放开后，如果相关制度设计不能解决好交叉补贴和普遍服务的问题，居民群体和农村地区用户的电价必然深受影响，而这类用户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国家和政府需要关注的对象。一方面，居民用户用电量小、电价低、用电随机性明显，对供电商要求较高和供电成本都相对较高。因此与大用户相比，居民用户的市场竞争力较差，商业化的售电公司一般不愿接受这类用户。而默认供电商由于失去了高电价群体和交叉补贴的支持，成本无法转嫁，则很有可能如同俄罗斯改革，引发居民电价飙升。另一方面，电力工业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服务属性，需要履行社会普遍服务职能。售电市场化之后，市场主体都是以利益为驱动力的。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供电服务成本高、效益低，售电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肯定都不愿涉及这些地区。那么，由谁来履行社会普遍服务职能，又应该采用何种模式推行，都需要在为售电侧放开“叫好”的同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潜在风险二：不利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扩大再发展。与传统化石能源发电相比，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随机性、不稳定性等特征，不依赖其他可控电源调节的情况下，其电能质量不如化石能源发电。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建设、投资、运行成本较高，按成本核定的电价也会较高，如果这些都需要用户来承担，那么可再生能源电能的市场竞争力肯定不足。特别是在售电市场开放后，失去了电网和政府的统一调配和统筹规划，在当前中国发电容量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化石能源发电将严重挤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生存空间，这与我国一贯坚持的低碳发展战略相抵触。
潜在风险三：市场壁垒严重，运营效率低下。多数投资售电公司的民营资本都没有专业技术支撑和市场经验积累，这种技术基础与经济基础的分离特性会出现严重的市场壁垒，这在其他国家的售电侧改革中已经有所体现。一旦市场壁垒形成，新售电企业无法进入市场，则不能形成充分有效竞争，已经进入市场的售电企业有可能形成“共谋垄断”，与传统的垄断形式相比，这种垄断模式更加难以监管，同时使市场运营效率降低，这无疑与售电侧改革的初衷相悖。
四、结语
我们认为，梯诺尔的研究成果和国外售电侧改革的现状对我国电力市场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若缺乏相关完善的制度保障，而盲目推进售电侧竞争性市场的构建，极有可能导致市场效率并未提高，市场价格也未下降，反而剥夺了长期以来我国对居民用电实行的“福利型”低电价政策的后果，这不符合我们改革的初衷。再者，若改革后市场价格不降反升，除非允许国有资产流失，否则新进的售电公司基本无法盈利，这也不是我们设想的改革结果。因此，售电侧市场如何放开，交叉补贴、普遍服务问题如何考虑，市场规则如何设计以维护市场公平和保障市场效率，如何监管多元化市场主体等等问题，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顶层设计者的关注和慎重考虑。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电力经济研究咨询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