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由于实施竞价上网和节点价格机制，因此在短期市场中，供电价格浮动幅度是较大的。但平均电价却都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因此，对售电价格的浮动做出严格的限制，这避免了消费者面临高波动电价带来的风险，而售电企业也可以通过不同时间的价差来进行对冲。此外，排污交易市场更是一个倍受青睐的环境保护政策，该政策让环保标准的实现更经济。
然而，当加州电力危机发生后，正是这两个看起来合情合理的政策设计一起让电力危机变成了市场崩溃、财政风险和政治危机。
加州电力危机肇事与气候的异常，在安然公司等对电力市场的操控加剧了市场的危机。本来，如果没有“电价浮动限制机制”，让高电价的信号更多的传导到消费侧，让消费者根据价格信号适当的调低自己的能源消耗。这样既能缓解电价飙升的压力，也压缩投机者操弄市场的空间。
但正是由于售电价格浮动限制的存在，让电价无法传递到消费侧。与此同时，由于居高不下的电力需求需要启动很多低效高污染的电厂来供应，使得大气污染物价格在这段时间内也飙升到骇人的水平。
而相同的，由于对电价浮动的严厉限制，这部分成本也没有体现到消费侧。最终的结果是，供电公司在高
发电价、低售电价夹击下，在很短时间内耗光了所有的现金流，宣布破产。而政府在供电公司宣布破产后，不得不接手供电，用州财政支付发点费用——这直接造成了加州的财政危机，最终传导为政治危机。
这个案例的教训是深刻的，如果没有对售电价格浮动的过严限制，市场机制本身，能够对供求紧张做出一定的反映，缓解危机。而环境政策也不会成为加剧危机的因素之一。正是由于市场设计时，错误的采用了严限制电价浮动的设计，而非通过临时性消费侧补贴、中低收入用电补贴等正确方式保障居民用电权益，造了危机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后触发严重后果。
因此，在能源改革中，面对能源供给的公共服务作用，应当在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正确设计，而不是扭曲市场机制来实现福利保障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