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停”的配套措施必须目标一致
上一个“五年”实施的巨大的“上大压小”工程可以提供一个分析角度。静态来看，“上大压小”无疑提高了机组效率，使单位发电煤耗与排放都大幅下降。但动态看，这一煤电关停政策，代之以更大、更新的煤电机组，使得煤电机组变得更加年轻。卓尔德中心测算显示，2013年的煤电机组，如果没有“上大压小”，其平均年龄将接近10岁，而实施该政策后，机组年龄只有约8岁，这意味着机组将潜在运行更长的时间，“锁定”的累计排放会更大。
因此，操作层面上，关停具有明确标准的“落后”产能，也必须辅之以“目标一致”的配套措施，不能重蹈“上大压小”式产能扩张。如若以优化结构作为“关停”目标，那么新上的产能，不能是同一类型，而必须是具有长期增长必要性的产能（不能不说，这种判断仍旧是困难的、风险很大的）。
“羊群式”的判断不可信
近年来，对中国各种高耗能产品，以及煤炭，甚至能源消费是否达峰的讨论非常热闹。从2014-2015年看，中国能源消费不只是“达峰与否”，而是“开始下降”了。但这对于说明长期的趋势毫无意义。且由于这种“负增长”，使得“何为达峰”都需要重新界定。
以煤炭消费为例，如果其增长是完全平滑的，年增长率从高达10%一直下降到接近0%，那么可以清楚地讲“煤炭的消费达峰了”。但现在的情况是，煤炭消费在2015年至少下降了4%。未来重新进入上升阶段（无论增长率多少，如略大于0%就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后创新高），现在来看是完全可能的。如此，“达峰”会经历什么样的过程？不如说“波动”更合适。
更进一步，未来政策选择的基础，不能基于高度简化的判断与预测，需要推出更有弹性的政策。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消除影响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先“认定煤炭要达峰”，然后设定“达峰的目标与规划”，如果现实发展不符合这种目标或者规划，就用各种行政手段去趋近目标（比如关停众多仍未到寿命期的煤炭利用基础设施），类似“理论不符合现实的时候，去修改现实”。
我国的能源管理，特别是能源规划仍维持“猜测”需求（尽管这个需求本身完全可塑造），试图通过控制供应来实现平衡的基本范式。这与市场短期与长期的平衡逻辑——依靠价格信号进行短期份额竞争决策，与长期市场与投资决策存在本质不同。
这方面，需要范式方面的根本改变。所以，还是讨论研究一些更有价值的问题吧，比如如何建立各种能源间灵活充分竞争的机制与市场（而不是不具有任何时间与空间灵活性的“定位”），如何更有效率地、更具社会接受程度地减少燃煤污染与排放，等等。
（作者系卓尔德环境咨询与研究中心首席能源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