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D2D(device to device)通信。目前，随着移动社交、近距离数据分享等应用的高度普及，近距离数据通信的使用频率和业务量逐渐增大。但是，传统的蜂窝系统在近距离通信业务中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在面对不同业务时，很难达到实时性和可靠性方面的高要求。而D2D 通信有助于无线数据流量的大幅提升、改善功率效率以及增强实时性和可靠性，能够对现有蜂窝通信系统起到非常好的支持和补充作用。未来5G网络中D2D通信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无线频谱资源管理、干扰抑制等。
三是大规模MIMO(Massive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MIMO 可以在不增加带宽或总发送功率耗损的情况下大幅增加系统的吞吐量及传送距离，该技术在近几年受到关注。现有 4G 网络的 8 端口多用户MIMO 不能满足频谱效率和能量效率的数量级提升需求，而大规模 MIMO 系统可以显著提高频谱效率和能量效率。
除此之外，还有毫米波通信、新型多址接入技术、多技术载波融合等关键技术。集中力量突破5G潜在关键技术，力求掌握更多的知识产权，进而推动我国5G通信设备和终端形成产业规模，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
(三)坚持标准制定与产业“走出去”相结合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作为信息化领域排头兵的移动通信技术，更是呈现出各国间高度渗透和交互的态势。众所周知，我国移动通信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底子薄。从1G到4G时代，我国移动通信经历了旁观、跟随、追赶、并驾齐驱四个阶段。一方面，在短短的20多年里，我国移动通信领域的技术、标准、硬件制造都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另一方面，从产业角度来看，我国主导的TDD制式标准虽然在国内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相比FDD制式标准，TDD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不容乐观。从3G、4G技术标准制定和产业推广实践来看，只有主导的标准成为国际主流才能真正使我国移动通信产业“走出去”，进而在国际市场实现主导技术标准的更大价值。因此，在5G研发进程中重视自主创新的同时，同样也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最终促成5G技术标准的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一是要理顺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外因，自主创新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内因，内因是发展的决定因素，要坚定支持自主研发不动摇。二是要积极做好专利储备工作。拥有强大的专利储备，不仅能够帮助我国移动通信产业链各方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主动位置，更能够防御来自外国企业的“攻击”。尤其是目前世界各地区对形成统一的5G标准有着强烈的共识，如果未来5G标准统一，那么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的高质量专利，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绝对的产业话语权。三是要加大5G研发的开放性。利用IMT-2020(5G)推进组，与国际相关标准化机构(3GPP、IEEE等)，5G Forum、5G PPP、20B AH等国外5G研究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流活动，共同参与并推动5G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
(四)促进产业链各方协同发展形成合力
抢占5G研发的制高点，其最终目的是让我国未来的5G产业发展能够取得先机。技术的创新研发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但是要使技术应用产生规模化效应，必然需要相关产业链各方的参与和支持。在推进我国5G研发的进程中，一是要依托IMT-2020(5G)推进组为平台整合国内产业力量。推进组包括了我国主要的电信运营商、设备终端制造商、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等机构，汇聚了我国移动通信业产学研用的主体力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的5G研发及应用产业体系，加强平台中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从而能够有效加快5G的研发进度。二是尽早开展5G产业化布局。从我国3G和4G的技术研发、标准争夺到最后的产业化进程来看，在标准争夺后更加需要关注的是产业之争。移动通信产业链涉及相关行业众多，结构比较复杂，包含运营、系统设备制造、测试设备制造、终端制造、网络优化、网络管理等多个硬件、软件及服务提供诸多参与主体，产业链各方的协同对于整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推进5G研发的同时，必须重视产业的提前布局，尤其是对于我国移动通信产业链中薄弱的环节，例如基带芯片领域，一定要强化政府引导、加大研发力度，争取在5G时代实现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全产业链均衡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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