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础产业深化改革的带动效力，电力、铁路、油气改革属于当前改革的深水区，很多问题带有普遍性，通过电改的有益探索与示范可在更大范围内解放生产力。
总之，新一轮电改虽然削弱了垄断利益集团，但通过强化中央能力、理顺地方权责、激发市场活力、塑造新经济增长点，必将获得更大的动力与助力。
通过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领域的革命，通过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一轮电改可望与19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又一关键性步骤。
而且与同为改革深水区的铁路、油气领域相比，电改不仅透明度高、矛盾尖锐、呼声高涨、研究深入，而且安全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最小，完全可以再次成为基础产业领域深化改革的先行者。
中国式电改如何科学决策
中国式的电改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常改常新，流水不腐，过于畸形的利益格局不可能长期固化。
第二个特点是顶层决策，高屋建瓴，除了产业层面价值，更不乏政治大局考量。根据张国宝同志向媒体披露，2002年电改决策过程中，最高决策者曾经亲自过问，并作出了具体指示。而目前新一轮电改的启动，同样是顶层推动的结果：
2012年，电改十周年之际，深化电改呼声四起，多项课题开展研究，为新一轮电改提供了舆论与技术条件;
2012年7月，李克强同志在新华社有关内参上做出批示，要求对电改问题深入剖析、抓紧论证、统筹考虑、提出建议，对发改委、电监会、能源局直接部署了电改课题;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产生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等重大思路，为新一轮电改提供了政治与理论条件;
2013年3月，全国“两会”通过国务院机构改组方案，新能源局成立，为新一轮电改提供了组织与机构条件;
2011年11月、2013年5月及9月，刘志军、刘铁男、蒋洁敏等基础产业巨头纷纷落马，深化改革抑制垄断与惩治腐败肃清渊薮形成互动效应，为新一轮电改提供了人事与心理条件;
2014年6月13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讲话部署了研制电力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任务，并点到若干敏感问题——例如现行能源体制价格形成不合理，价格调整滞后于市场，客观上成为屡屡出现的油荒、气荒、电荒的推手之一;又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在越位，发电量计划管理、微观价格和项目审批，不仅制约发展，且易产生腐败;再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在缺位，电力调度交易、电源项目接入电网等属于政府职责的事项，仍由电网企业承担，政企不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