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电价水平的降低，是与“不实施改革”的假想情况的比较，而不是跟历史电价比较。因为电价的决定因素太多，改革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固定其他因素的比较只能是个逻辑错误。比如，德国电价上涨的基本原因在于可再生能源附加的大幅增加，这与其是政府管制还是市场自由化无关。但可惜的是，现实中不固定前提条件而去机械比较结果的言论太多，以至于“改革就是涨价”，将其他因素导致的电价上涨归因于“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很盛，误导了民众。
日本的电力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效率提升。在其官方决定中明确地提出，要通过改革，将电价降到最低。而实现这一下降的基本工具，在于促进竞争、根据发电成本进行调度优先排序，以及优化投资。
那么，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包括最重要的竞价上网、输配引入竞争、开放市场，能否降低电价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可以从投入产出比较得出。以美国为例，目前其总体不含税电价水平，是我国的大概70%-80%（我国的工商业用电占总用电的85%，美国的居民用电占一半以上，各自代表了电价的主体部分），但是从投入看，我国的火电机组的投资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70%，其他的基础投入，比如劳动力、水资源等成本也低。欧洲的不含税终端电价目前与我国相当，上网电价由于可再生能源基于边际成本报价的市场体系设计，更是越来越低。这是在其投入要素成本全面高于我国的情况下实现的。
此外，在输配电端，尽管缺乏足够透明的财务数据，但是一个直接的观察是：电网造价上升非常可观，进入了规模不经济的阶段，电网大一统的格局的组织成本已经非常高昂。而拆分电网将有助于降低组织成本（当然，会有交易成本的略微上升），发挥自然垄断规模效益，也利于电价的下降。
困难群体的电力普遍性服务如何解决
——直补最有针对性
日本的整体贫富差距较小。就最困难居民群体的用电问题，其采用的方式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直补为主。阶梯电价的设计使得低收入者可以享受较低的电价。但是面临福岛核事故后不断上涨的价格，如何进一步减轻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仍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英国2008年曾经实施的“socialtariff”直接给这些用户打折，但是其设计与补贴效果饱受争议。
